Biography (Work in progress)

傅聪，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庭，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、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。

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，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。

八岁半开始学钢琴，

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・百器 (Mario Paci)。一九四六年梅・百器去世后，基本上是自学。

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。一九四八年随父母迁居昆明，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，中断了学琴。

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，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 (Ada Bronstein) 学琴一年，因老师迁居加拿大 (1952)，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。

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，弹奏贝多芬《第五钢琴协奏曲》，获得巨大成功。

同年，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《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》的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。

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，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、钢琴杰维茨基 (Zbigniew Drzewiecki) 教授，

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《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》第三名和《玛祖卡》最优奖。

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。

一九五八年底，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。

一九五九年初，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 (Royal Festival Hall) 首次登台，与著名指挥家朱利尼 (Carlo Maria Giulini) 成功合作。

一九七九年四月，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。

八十年代，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，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；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。

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傅聪除了演出于五大洲外，不仅在国内举办过多次大师班课，而且受聘每年两次于世界闻名的“国际钢琴基金会”举办的大师班课；此外，还不时应邀于世界许多著名音乐学府上大师班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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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，只身驰骋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，获得“钢琴诗人”之美名。已故德国作家、诗人、音乐学学者、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・黑塞(Hesse)，撰文赞颂傅聪，称“从技法来看，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暇，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。但是我所听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，而是真正的萧邦。”

当代三位钢琴大师玛塔・阿格丽琪 (Martha Argerich)，莱昂・弗莱歇 (Leon Fleisher) 和拉杜・鲁普 (Radu Lupu) 为《傅聪的钢琴艺术》（激光唱片）撰文推崇说，“傅聪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钢琴家之一。他对音乐的许多见解卓尔不群，而且应该作为年轻一代音乐家的指导准绳。”还评论说，“傅聪是个伟大的天才，生来俱有音乐天赋，而且具有奇妙的演奏技巧；傅聪还有一种罕见的才能，他能和古典作品的大师，‘心心相印’的混成一体；因此傅聪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音乐大师之一。我们非常感激傅聪，他给了我们许多启迪，给我们展现了新的音乐天地。”

傅聪毕生在孜孜不倦的钻研钢琴艺术，把东方文化很自然的融化于西方音乐之中，丰富了西方音乐；同时不断的研究萧邦，莫扎特，贝多芬，德彪西，斯卡拉蒂 (Scarlatti) 等作曲家的手稿，对这些作曲家的作品有更切实的认识，使他的演奏达到了新的境界，更接近作曲家的原意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评论说，“傅聪是当今世界乐坛最受欢迎和最有洞察力的莫扎特作品的演奏家。”美国《纽约时报》说，“他表达了斯卡拉蒂心中要表达而没有能表达出来的音乐。”德国报刊更认为，“傅聪确是一位艺术大师，无论他演奏舒柏特，贝多芬，还是莫扎特，他总能找到最适合这位作曲家音乐的音响效果。”美国《时代周刊》赞誉他为“当今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”。

傅聪刚刚结束舞台生涯五十周年，又迎来了七十华诞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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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傅聪于1954年出国参加钢琴比赛后，傅雷夫妻二人开始给在外的两名孩子傅聪与傅敏写信，这些书信中的部分在之后出版为《傅雷家书》，在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。

《傅雷家书》中收录了1954年1月至1966年傅雷夫妻二人去世前寄出的近200封书信。由于弟弟傅敏在文革时期烧毁了自己手中保留的大部分家信，书中收录的主要是傅聪收到的家书。在这些信中，傅雷不仅与傅聪交流了自己对艺术、文化的看法，也对儿子的生活、思想、精神提出了建议，被许多中国人视作家庭教育的参考借鉴。

傅雷在1957年的政治风波中被打成右派。1966年文革开始后，傅雷夫妇二人在一次遭遇红卫兵四天三夜的抄家后，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双双自尽。

文革结束后，傅雷夫妻二人于1979年得到平反。

傅聪于1955年起出国前往波兰学习钢琴，在1958年结束学习。原本傅聪需要在结束学业后回到中国，但在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被打成右派的压力下，傅聪选择出走英国，这被中国当局视作叛逃行为。

中国著名音乐家、前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春光曾提到过傅聪出走的内情。他曾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指出，傅雷是被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“逼走”的。

李春光曾在1981年上书时任中共领导人胡耀邦，为傅聪出走作出解释。他在信中转述称，傅聪曾表示父亲傅雷被打成右派是自己出走的直接原因。“我即将毕业回国，我知道，等待我的，将是父子互相揭发、批判……抛开我们父子的命运不说，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。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。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。”

1981年，傅聪在中国获得平反。之后他多次回到中国进行演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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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音乐世界里，我不是一个成功者，而是一个永远的探索者。当一个音乐家永远是孤独的，因此也需要耐得住孤独，这是对自己的考验，”2007年，在一次与台湾《MUZIK》杂志的专访中，傅聪这样说道。